知识体系是以高度理论化系统化的学科、学术、话语等形态呈现出来的精神产品集群，反映不同民族、不同文明的核心理念及其价值诉求。构建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中国历史学自主知识体系，需要把握深厚的历史文化源流。
2020年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第五阶段实施以来，在深化对中华文明起源与早期发展阶段整体认识的同时，聚焦关键时间节点和重大事件，精心设计多学科综合研究，取得了一系列进展。左上图为陕西神木石峁遗址皇城台出土的石雕。右上图为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发掘区出土的玛瑙籽料。左下图为山西襄汾陶寺遗址宫城内的大型夯土建筑基址。右下图为浙江余杭良渚遗址水利工程遗迹。 新华社发
汲取传统史学的丰富营养。中华民族素有重视历史的优良传统，中国史学古老悠久，留下了丰厚的史学遗产，几乎全方位地记载着中华文明发展演变的轨迹。传统史学体裁丰富，编年体、纪传体、纪事本末体、典志体等都是突出代表。唐初史学家在编纂《隋书·经籍志》时，就将“史部”书籍划分为十三类。唐宋以降更是异彩纷呈。除了官修史书外，还有大量的私家著述，体裁各异。无论何种体裁，大凡一经创立，即绵延不断，形成巍巍壮观之势。夏商以降中国就有了王朝史官设置传统，史官在中央职官制度中占有重要地位，形成了国家修史的优良传统。史官以追求真实的历史记录为己任，《左传》中记载的齐太史兄弟、南史氏以及晋之董狐，不惜生命，前赴后继，秉笔直书，捍卫了史书的真实、史官的尊严。孔子治学，没有足够文献来证明的问题宁可不写。司马迁作《史记》，其中的很多记载已经被考古发现所证实。汉代班固称《史记》：“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实录”也成为史学的一种体裁。“盖文疑则阙，贵信史也”，正是中国传统史学求真精神的反映。中国传统史学不仅求真，还有着浓厚的经世精神，《尚书》、《春秋》、《左传》等先秦史学作品中，包含着诸多总结经验、探讨规律的内容，甚至本身就是治国文件的汇编。秦汉以后，无论史家选择何种史学体裁，从国家治乱兴衰的角度来编纂历史，希望史学作品能够为解决现实问题提供借鉴，始终是他们著史的不懈追求。传统史学从体裁、史观到概念话语，为构建中国历史学自主知识体系奠定了深厚基础。
汲取近代史学的丰富营养。中国近代史学是指从19世纪后期到新中国成立的中国史学，这是中国传统史学向现代史学的转变时期。近代史学在理论方法上取得很多成就，康有为的历史进化观、梁启超的“新史学”观、章太炎的历史思想，以及夏曾佑、刘师培、柳诒徵等运用新的历史观，采用西方传入的新的历史概念和史书编撰体例撰写中国历史，都开辟了近代史学在理论与实践上的新境界。虽然他们的史观及其实践有很多局限性，但深刻体现了史学随着时代变化而变化的必然性。当然，近代史学的最大成就还是史学家运用近代科学方法，结合中国古代史料特别是新出材料，对中国历史的实证性研究，王国维、陈寅恪、陈垣、顾颉刚、吕思勉、邓之诚、蒙文通等都是代表。近代实证史学在中国历史研究领域的拓展、研究方法的革新、研究成果的取得上，都在中国史学发展史上写下了重要篇章，是构建中国历史学自主知识体系不可或缺的内容。
汲取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宝贵财富。实证是史学研究的基础，但不是史学研究的根本目标。几与近代史学兴起同步，20世纪初，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唯物史观受到关注，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开始萌芽。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从其产生的时候开始，就和中华民族的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新中国成立之前，以李大钊、郭沫若、吕振羽、翦伯赞、范文澜、侯外庐、胡绳等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将唯物史观与中国历史实际相结合，出版了一批重要论著，不仅取得了重大史学成就，也为民族独立、人民解放提供了学理支持。新中国成立后，马克思主义史学成为主流，唯物史观的科学性得到广泛认同。运用唯物史观基本原理探讨中国历史中的重大问题，为揭示中国历史发展道路的独特性提供了新视角。例如关于中国历史分期、中国资本主义萌芽、中国历史上的农民战争、中国封建社会土地所有制形式和汉民族形成问题的探讨，以及关于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问题、亚细亚生产方式问题、历史主义与阶级观点问题的探讨，等等，为史学领域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深入认识中国历史特点作出了重要贡献，也为此后中国历史学的学科建设提供了很多新的生长点。改革开放后，史学受到党和国家的高度重视，在史学研究发展方向的规划上，在研究领域的深化与学科体系构建的完善上，在历史理论与史学理论的丰富发展上，都取得了重要成就，史学步入了繁荣发展的新阶段。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对历史研究寄予厚望，针对历史科学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讲话，采取了一系列重大举措，史学领域中唯物史观的地位更加巩固，学科特色与问题意识更加突出，为构建中国历史学自主知识体系指明了方向。
更多内容，详见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卜宪群文章《构建中国历史学自主知识体系的若干思考》
（策划：周昭成 许文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