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以后，中国历史出现了3次自北而南大规模的人口迁徙，随之重塑了吴越地区的社会结构、经济基础与文化气质。从王羲之、谢安等举行兰亭雅集，到白居易、苏轼描绘西湖风光，再到吴自牧《梦粱录》、周密《武林旧事》记叙临安风华，吴越文化在历史长河中融合南北、创新发展，由“粗”至“精”、由“俗”入“雅”，逐渐成为中华文化谱系中独具魅力的地域文化典范之一。
“中国历代绘画大系”，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批准、高度重视、持续关注，并多次作出重要批示的一项规模浩大、纵贯历史、横跨中外的国家级重大文化工程。截至2025年7月，“中国历代绘画大系”共收录海内外263家文博机构的纸、绢（含帛、绫）、麻等材质的中国古代绘画藏品12405件（套）。图为2025年7月8日，游客在位于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的中国历代绘画大系典藏馆参观。 浙江省委宣传部供图
西晋“永嘉之乱”后，晋室“衣冠南渡”，以琅琊王氏、颍川庾氏和陈郡谢氏为代表的大量北方人士携经史典籍、礼乐制度以及先进的农业和手工业技术南迁，中国文化重心开始南移，吴越地区迎来了一个多元文化交融发展的重要时期。这种文化更新在东晋南渡士族身上表现得尤为显著，他们融合传统礼教与江南灵秀，形成了“江左风流”的独特气质，极大影响了后世文人的精神风貌。“书圣”王羲之邀集谢安、谢万、孙绰等名士聚于会稽兰亭，留下“曲水流觞”的千古佳话，写下天下第一行书《兰亭集序》。其子王献之“幼学于父，习于张芝”，又能“改变制度，别创其法”，父子并称“二王”，变吴越书风之古质浑朴为妍美秀逸，其书法规范与创新突破对后世影响深远。“中国山水诗鼻祖”谢灵运任永嘉太守，将山水作为独立审美对象，呈现出如同实景而又超越实景的诗化“自然”，开创了中国山水文学新境界。
隋唐大运河的开凿，疏浚、拓展了江南河运网络，实现了从涿郡到余杭的南北贯通，强化了吴越地区与中央政权的联系，有力推动南北经济整合、文化交流和民族融合。《隋书·地理志》就记录了当时江南数郡“川泽沃衍，有海陆之饶，珍异所聚，故商贾并凑”的情景。唐朝时，“浙江”作为行政区名称出现。随着中国经济中心日趋南移，浙江经济实力快速增长，尤以杭州为中心，尽显“咽喉吴越，势雄江海”之繁华景象。曾任杭州刺史的白居易，疏浚六井、兴修水利、筑堤西湖，留下“江南忆，最忆是杭州”的深情告白。这一时期，浙江名人荟萃，“初唐四杰”之一骆宾王、“四明狂客”贺知章、“苦吟诗囚”孟郊等各领风骚。据不完全统计，李白、杜甫、孟浩然、王维等400多位诗人都曾来浙东游历，用1500多首诗歌铺就了一条穿越千年的“浙东唐诗之路”，成为继丝绸之路、茶马古道之后的又一条文化古道。
在五代十国的乱世离歌中，吴越国王钱镠奉行“善事中国、保境安民”之策，其孙钱俶在面对继续割据还是顺应统一的艰难抉择时毅然“纳土归宋”，为后世吴越地区的繁华赢得了宝贵的“太平年”。吴越文化在此期间得以接续发展、兴盛绵延。钱氏统治期间的吴越国崇佛重文，净慈寺、理安寺、法喜寺及雷峰塔、保俶塔、六和塔等成为“东南佛国”和佛教中国化的历史见证。钱氏家族以“忠孝节义”治家，一部《钱氏家训》超越了一族一姓之局限，代代相传，成为中华民族大家庭共同的精神财富。
“靖康之变”后，宋室南渡。南宋以临安（今浙江杭州）为“行在所”，浙江由此走向全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和科技、艺术、教育高地。得益于范仲淹、王安石、苏轼等名臣前期的治理基础，以及中国大运河与海上丝绸之路的纵横通航，吴越文化在南宋时期空前繁荣，其重要标志就是“浙学”的兴起。以吕祖谦为代表的金华学派、以陈亮为代表的永康学派、以叶适为代表的永嘉学派，批评传统儒学重义轻利的流弊，强调义利并举、经世致用，形成了独树一帜的浙东事功学，与朱熹的理学、陆九渊的心学鼎足而立，对后世思想学术发展产生深远影响。彼时浙江各地书院林立，讲学成风，思想活跃，学派涌现。在文学艺术领域，陆游被称为“爱国诗人”，刘松年、夏圭等“南宋四大家”开创了南宋院体画派，南宋官窑、龙泉窑等绚烂至极，其中龙泉窑独创的“粉青”与“梅子青”釉色堪称中国青瓷釉色顶峰之作。这一时期，吴越文化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更多内容，详见中共浙江省委宣传部课题组文章《吴越文化润千秋》
（策划：周昭成 许文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