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就我国产业链供应链的发展作出了一系列安排和部署。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着力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围绕发展新质生产力布局产业链”“要统筹发展和安全，把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这一系列关于产业链供应链发展的重要论述为我国推进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提供了根本遵循、指明了前进方向。盘点“十四五”，我国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建设卓有成效，面向“十五五”及更长时间，建设任务更为艰巨。当今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地缘政治风险频发，保护主义、单边主义涌动，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日益深化，构建自主可控、安全高效、开放协同的现代化产业链供应链，已成为大国竞争和现代化建设的核心。提升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水平，不仅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更是保障国家安全的坚实依托，是把握未来主动的战略之策。
一、深刻认识提升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水平的重大战略意义
提升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水平，既是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重要支撑，也是统筹发展与安全的必然要求，更是把握未来竞争主动的战略抉择。唯有从战略高度深刻认识这一重大意义，准确把握发展之要、安全之基、转型之势，方能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中抢占先机，赢得主动，汇聚起推动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的不竭力量。
（一）发展之要：支撑现代化经济体系，推动高质量发展
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是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重要支撑，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当前，我国制造业规模连续多年位居世界第一，工业门类最全、体系最完整，制造业增加值占全球比重超过30%，为经济发展和民生改善提供了坚实底盘，但也必须清醒看到，产业基础能力仍显薄弱，关键环节“卡脖子”问题突出，部分领域原创性供给不足，已成为制约现代化经济体系构建的瓶颈。提升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水平，实质上就是在推动全要素生产率提升中实现产业结构跃升。这不仅关系到供给质量能否持续改善、消费升级能否顺利满足，更关系到我国能否形成以创新为主导的现代经济循环。必须紧紧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历史机遇，加快补短板、强弱项、锻长板，全面推进数字化、绿色化、智能化深度融合，推动产业向中高端迈进，进而实现由“量的扩张”向“质的跃升”的跨越，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澎湃动能。
（二）安全之基：应对大变局与外部冲击，筑牢国家安全底座
安全是发展的前提和保障。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统筹发展和安全，把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近年来，一方面，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地缘博弈激烈，保护主义、单边主义蔓延，“去中国化”“友岸外包”等逆全球化思潮涌动。特别是自2018年以来，美国对华经贸摩擦不断升级，从大规模加征关税延伸至关键技术封锁，将华为、中兴等企业列入实体清单，我国在半导体、高端装备、生物医药等领域面临严重“卡脖子”风险，一旦外部“卡断”，极易引发产业链断裂甚至系统性冲击。另一方面，数字化、绿色化浪潮席卷全球，正在深刻重塑国际产业分工格局。顺应这一趋势，提升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水平，不仅是增强自主发展的必然要求，更是掌握未来主动的关键举措。数字革命为产业链提质增效注入新动能，绿色转型为可持续发展开辟新空间。我国在电动汽车、光伏、锂电池等新兴产业已处于领先位置，展现了新模式塑造新优势的可能，但在人工智能、半导体等领域仍需迎头赶上。唯有加快推进核心技术自主可控，健全战略备份与应急管理体系，全面提升产业链韧性与抗冲击能力，才能有效防范外部风险，筑牢国家安全底座。
（三）转型之势：破解结构矛盾与要素约束，掌握未来发展主动权
提升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水平，不仅是有效应对外部冲击的必然要求，更是破解内部矛盾和要素约束、赢得未来发展主动的重要战略之策。当前，我国发展已进入由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发展转变的关键阶段。一方面，产业基础能力仍需夯实，关键核心技术存在短板，部分行业“大而不强”；另一方面，人口老龄化趋势加快，资源能源与环境压力持续上升，供给体系与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仍不完全匹配。这些深层次矛盾和要素约束，已成为制约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因素。推动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正是破解结构性矛盾、突破要素瓶颈的重要途径。通过强化创新驱动，推进数字化、绿色化、智能化深度融合，不仅能够显著提升产业效率和供给质量，还将加快培育壮大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为我国经济发展拓展更加广阔的空间。从更深层次看，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关乎能否形成创新引领的发展模式，关乎能否构建自主可控、安全高效的产业体系，是实现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相互适应的关键环节。因此，提升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水平，既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也是塑造未来竞争优势的战略选择。
二、精准把握我国产业链供应链的阶段性特征
我国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正处在由“量的积累”向“质的提升”转变的关键阶段，呈现出体系更加完备、技术加快跃迁、协同不断增强的阶段性特征。这些特征既是我国长期积累的结构性优势在新阶段的集中体现，也是推动高质量发展、保障国家安全的坚实基础。
（一）产业链供应链体系完备，规模优势稳定“基本盘”
我国产业链供应链最突出的阶段性特征之一，就是体系完备、规模领先。作为全球唯一拥有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我国已构建起门类最全、配套最齐、体系最完整的现代工业体系，涵盖41个大类、200多个中类和600多个小类。这种独一无二的“体系之全”，奠定了我国长期稳居世界第一制造大国的地位，也成为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的根本支撑。体系的完备，带来稳定性与韧性的提升。在全球产业链频繁遭遇冲击的背景下，我国产业链供应链展现出强大的适应性和恢复力，能够在较短时间内完成产能调整与供给保障，成为全球产业链的“稳定锚”。这种“能生产”的基础优势，正在转化为“能稳供”的体系优势。体系完整，是我国应对风险挑战的最大底气；规模领先，是我国巩固制造优势的坚实支撑；韧性增强，是我国稳住经济基本盘的显著标识。这一阶段性特征，标志着我国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已进入由“量的积累”向“质的提升”转变的新阶段。
（二）平台赋能技术跃迁，关键赛道加速链条升级
创新平台的持续壮大、技术跃迁的加快推进、关键赛道的加速突破，正成为我国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的重要标识。近年来，我国不断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完善创新体系，建成国家级制造业创新中心、中试平台和先进制造业集群，科研成果向产业转化的能力显著增强，为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提供了坚实支撑。技术跃迁正在成为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的鲜明特征。5G、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等新兴技术广泛应用，推动制造业加快迈向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产业链条由此更加高效、灵活、协同，为产业结构优化和生产率提升提供了有力支撑。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的，“要围绕发展新质生产力布局产业链”，这是引领未来竞争格局的关键着力点。在关键赛道上，我国已实现从“跟跑”到“并跑”，再到部分领域“领跑”的跃迁。新能源汽车、光伏、锂电池等“新三样”产业快速成长，不仅带动上下游协同升级，也在全球绿色低碳转型中赢得领先地位。区域创新高地加快崛起，国际互联互通网络不断完善，为产业链供应链注入新活力。平台更强，彰显体系完备的支撑力；技术更优，激发跃升发展的牵引力；赛道更快，塑造全球竞争的新优势。我国产业链供应链正由“大而全”迈向“强而优”，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中不断开辟发展新空间。
（三）链主引领与专精特新共振，数实融合与绿色转型并进
我国产业链供应链的第三个鲜明特征，是协同水平持续提升，链主引领、专精特新支撑、数实融合与绿色转型正形成合力，推动系统性升级与整体性进步。一批链主企业在统筹上下游、带动整体升级中发挥“链长”作用，大量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深耕细分环节，正在汇聚成“大企业顶天立地、中小企业铺天盖地”的新格局。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提出，要“推动短板产业补链、优势产业延链、传统产业升链、新兴产业建链”，这一“四链并举”的战略部署，深刻揭示了协同发展的方向与路径。可以看到，链主与专精特新同向发力，使产业链逐步实现由局部突破向系统跃升转变，整体效应日益显现。与此同时，数字化和绿色化加速融合，正在塑造产业链供应链的未来形态。5G、工业互联网等新技术推动数实融合，绿色工厂、绿色供应链快速发展，使产业链在提质增效的同时更加智能高效、绿色低碳。这既顺应了“双碳”目标的战略要求，也为产业体系的可持续、安全与开放发展提供了坚实支撑。链主引领，托举整体升级；专精特新，夯实关键环节；数实融合，提升效率质量；绿色转型，塑造未来优势。这一协同跃升，标志着我国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正加速由“单点突破”走向“整体跃升”，展现出系统升级、全面进步的鲜明特征。
三、深刻认识制约我国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水平提升的突出挑战
当前，我国正处在推动高质量发展、构建现代化经济体系的关键阶段。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水平的提升，已成为关系国家全局的重大战略问题。然而，面对深刻变化的国际环境和日趋激烈的全球竞争，我国产业链供应链在核心技术创新、协同发展机制、抗风险能力和国际规则话语权等方面，仍存在一系列深层次结构性问题，严重制约现代化水平提升。系统剖析这些挑战，对于精准施策、筑牢产业安全屏障、提升国际竞争力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核心技术受制于人，存在“卡脖子”风险
在全球科技竞争日趋激烈、产业链供应链安全重要性凸显的背景下，我国在高端芯片、工业软件、高端材料等产业链关键核心领域，仍存在基础研究能力相对薄弱、核心技术自主可控水平不足的短板，对外技术依赖问题较为突出。从具体领域来看，芯片产业面临的挑战尤为严峻，芯片供应安全直接受制于外部环境；工业软件领域自主化程度同样偏低，在计算机辅助设计、计算机辅助工程、电子设计自动化等支撑产业研发设计的核心工具领域，国产软件市场占有率低，产业数字化转型与技术创新面临“工具卡脖子”风险。在此背景下，以美国为代表的部分国家出于科技霸权与战略竞争考量，持续加大对我国的技术封锁力度，一方面通过出台实体清单、强化出口管制等措施，限制高端芯片、核心设备、关键材料等产品对华出口，另一方面积极推动其他排他性技术围堵机制，企图从产业链供应链层面遏制我国科技产业发展。更为严峻的是，当前技术封锁已从产品与技术层面进一步延伸至人才领域，美国通过实施签证限制“武器化”、限制华人科学家参与核心科研项目等手段，系统性切断中美科技人才正常交流渠道，对我国引进海外高端人才、开展国际科技合作造成严重阻碍，进一步加剧了我国关键领域技术突破与产业升级的难度。
（二）产业链协同性不足，抗风险能力薄弱
我国产业链供应链上下游间存在明显的信息孤岛现象，制约整体协同效率的提升。部分链主企业在推动产业链协同过程中未承担起产业链协同核心责任，在技术攻关过程中多聚焦自身业务；在标准制定环节缺乏对中小企业的适配性考量，导致产业链供应链相关标准碎片化；在产业链整合过程中倾向于选择外部成熟供应商，对本土中小企业的培育与带动不足，未能形成“龙头引领、梯队跟进”的协同格局。同时，产业链供应链跨领域协同机制也存在明显缺失的问题。高校、科研院所与企业之间缺乏稳定的协同创新纽带，科研机构的研究方向与产业链实际需求存在偏差，导致技术成果与产业应用场景脱节；现有跨领域协同平台数量不足、功能单一，多停留在信息交流层面，尚未具备支持技术研发、中试转化、产业化应用等全流程协同的能力。
（三）地缘政治风险上升，产业链安全不足
在全球产业链跨国分工、全球协作深度融合的背景下，我国部分产业呈现出较强的外部依赖特征，严重威胁产业链供应链安全。具体表现为原材料采购高度依赖国际大宗商品市场，成品出口高度依赖海外终端消费市场，形成了两头在外的产业发展模式。与此同时，全球地缘政治格局深刻演变，局部冲突频发，导致国际物流成本大幅攀升、运输周期显著延长，严重影响产业链物资周转效率。更值得关注的是，部分国家出于战略竞争考量，积极推动“友岸外包”“近岸外包”等产业政策，通过政策引导、市场干预等方式，要求跨国企业将生产基地从我国转移至其政治盟友或地理邻近国家，这一趋势直接引发国内部分高度依赖跨国企业供应链的产业出现“断链风险”——既有海外供应链节点因所在国政策强制要求或企业战略调整而终止合作，也有跨国企业主动收缩在我国的供应链布局，最终导致国内产业链上下游出现原材料供应中断、核心零部件短缺等问题，同时成品出口订单因生产基地转移而大量流失，产业链供应链整体稳定性遭受结构性、系统性冲击，对我国产业安全与经济平稳运行构成严峻挑战。
（四）国际规则话语权缺失，面临软实力挑战
当前，全球大国博弈已从单一的技术比拼、产业竞争，深度延伸至全球治理体系中规则制定权与标准主导权的争夺，规则标准领域的话语权已成为衡量国家产业竞争力与国际影响力的核心指标之一。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演进，已超越单纯的技术创新范畴，日益紧密关联于国际技术标准与规则的构建。欧美等发达国家凭借其在全球产业体系中的传统优势，试图构建符合自身利益的“规则壁垒”，从制度层面制约我国产业向全球价值链高端攀升。从具体领域来看，在半导体产业领域，涉及芯片设计架构、制造工艺、测试认证等核心环节的技术知识产权与国际标准，长期由美国及相关盟友国家的企业与机构主导控制，我国虽在部分制造环节实现突破，但在国际规则与标准制定过程中仍缺乏足够的话语权与影响力；在5G通信领域，尽管我国技术已达到全球领先水平，但仍在部分国际标准协商中面临外部势力的制约与干扰，导致我国技术优势未能充分转化为规则影响力。这种规则标准领域的话语权劣势，直接导致我国企业在参与国际市场竞争时面临诸多系统性不利因素：一方面，产品出口时常遭遇基于差异化标准的技术壁垒、绿色壁垒，增加了合规成本与市场准入难度；另一方面，在全球产业链布局中难以主导关键环节的合作规则，制约了我国产业链供应链的全球化协同效率，对我国构建自主可控、安全高效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构成严峻挑战。
四、促进我国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水平提升的路径
当前，我国产业链供应链既面临核心技术“卡脖子”、协同效能不足的内部挑战，也承受地缘政治冲突加剧、国际规则话语权偏弱的外部压力。基于对制约因素的系统剖析，需从创新驱动、数字赋能、开放合作、全球治理四个关键维度精准发力，通过靶向施策破解发展瓶颈。
（一）以科技创新突破关键核心技术，构筑高端科技人才链
促进我国产业链供应链的现代化水平提升需要科技创新的赋能。全面加快科技创新需要“政产学研金用”的深度融合。就政府部门来看，应不断完善科技创新的协调联动机制，为良好的科技创新环境保驾护航；就企业部门来看，作为创新的主体，其不仅要识别产业链供应链中的技术瓶颈，高效增加对核心技术的研发投入，还需与高校以及研究机构协同，积极参与科研项目的合作，共建科技园区与成果孵化基地，实现科技成果的共享与转化；就金融部门来看，其需要推动多层次、多渠道、多元化的创新投入机制的形成，为核心技术攻关提供融资保障。此外，还要引导市场主体提升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技术等在生产制造中的应用水平，加速推动科技成果产业化。高精尖人才是科技创新的重要“活水”，我国应积极参与全球人才竞争，树立全球人才观，采用更加开放的人才引进政策吸引全球高端人才。通过对人才相关的各项配套制度进行改革，构筑具有全球竞争力的高端人才链，特别是要注重对能够突破关键核心技术、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引领新兴学科进步的领军人才的引进吸收。
（二）深化数字技术赋能，构建全链条协同管理体系
为有效应对当前我国产业链供应链协同性不足的突出问题，破解制约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关键瓶颈，需以数字技术深度赋能为核心路径，加快构建“全链条贯通、实时化监管、智能化决策”的产业链供应链协同管理体系。一方面，通过统筹建设产业互联网平台，贯通研发设计、生产制造、供应链管理、市场营销等全链条关键节点，连接产业链上下游企业及第三方服务机构，建立标准化数据接口与共享机制，彻底打破研发、生产、供应、销售等环节的数据壁垒，实现市场需求与生产供给的精准对接及资源动态优化调度。另一方面，充分运用物联网、区块链等新一代信息技术，构建覆盖全流程的实时化监测网络，并建立多维度异常预警机制，及时识别化解物流延迟、资金梗阻等潜在风险。同时，深度融合人工智能与大数据分析技术，构建智能化决策支持体系，通过机器学习算法，精准预测市场需求、原材料价格波动等关键指标，优化库存管理与产能配置方案，建立突发风险智能化评估与应对模型，提前制定应急预案。通过上述举措系统落地，推动产业链供应链协同管理模式向数字化、智能化转型，最终实现产业链整体协同效率显著提升、抗风险能力持续增强。
（三）充分利用经贸合作平台，拓展产业链合作范围
为在全球经贸格局深度调整、大国博弈加剧的背景下有效提升我国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水平，需以多层次区域经贸合作平台与自贸协定为重要依托，构建紧密联动的产业链供应链合作网络。要充分激活“一带一路”倡议、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的实施效能，积极对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规则体系，释放多边、双边贸易合作潜力，重点加快中国—东盟、中日韩等关键区域产业链供应链一体化建设，依托境外经贸合作区、跨境产业园区等对外合作平台打造产业链供应链集群，强化国内外产业链供应链精准对接，通过扩大多层次多维度利益融合，显著提高贸易脱钩的经济成本，从源头上降低被动脱钩风险。同时，加快推动对外投资从“规模扩张”向“质量效益”转型，实现从吸收外资大国到双向投资强国的跨越，优化对外投资产业结构，逐步提高高端制造、高技术服务等领域对外投资比重，重点支持具有技术逆向溢出效应、能整合全球优质资源及提升我国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水平的对外投资项目；持续优化外商投资环境，引导外资投向产业链短板领域与新兴产业，借助外资衔接国内国际两个市场，助力区域产业链供应链网络循环畅通，进一步增强我国产业链供应链在全球格局中的抗风险能力与竞争优势。
（四）积极参与全球产业链治理，提高规则与标准建设话语权
面对当前全球产业链供应链治理出现的新难题，我国应立足大国担当，积极主动作为，推动我国及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水平提升。一方面，坚守产业链供应链的公共产品属性定位，将保障其安全、稳定、高效作为重要国际社会责任，坚决抵制将产业链供应链政治化、工具化的行径，通过双边磋商、多边协作提供坚实支撑。另一方面，依托联合国、世界贸易组织（WTO）、二十国集团（G20）、亚太经合组织（APEC）、上海合作组织（SCO）等国际及地区治理机制，主动参与议程设置与政策讨论，围绕产业链供应链治理等议题积极发声，以争取规则制定参与权与话语权，着力推动治理模式从霸权治理、强权政治主导向多边治理、合作共赢转变。同时，针对产业链断链风险、技术壁垒、规则碎片化等热点难点问题，结合自身实践与合作经验提出兼具包容性与可操作性的中国方案，并主动牵头或参与数字经济、绿色低碳、高端装备制造等新兴领域治理规则的研究与制定，以填补规则空白。此外，还应严格贯彻落实世界贸易组织倡导的非歧视、透明度、公平竞争等产业链供应链核心标准，通过推动国内规则与国际高标准对接、加强伙伴国间标准协同互认，促进产业链上下游协同联动，坚决反对单边主义、保护主义，积极搭建合作平台，推动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互利合作，切实破解治理赤字。
（作者系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校长、教授）
